刘邦，从后往前看，能说是最先屠戮功臣的；从前往后看，也能说是最先面对功臣难题并备受煎熬的；从上往下看、将随后两千年联系起来看，能说是最先陷入了君臣之间的博弈、搏杀；从下往上看，自然就是鸟尽弓藏、兔死狗烹、言而无信、背信弃义的小人一个。
汉五年后九月，刘邦带部队赶回临时首都栎阳过年。（西汉的首都为何由洛阳而栎阳？随后交待。）还没有喘过气来，第二个月、汉六年十月，就接到了韩信谋反的变事。不知是证明了他英明还是因为他英明。
六年十月在当时是六年一月，是正月、大过年，是西汉作为全国性政权的第一个大过年。距离韩信指挥汉军将士十面埋伏彻底击败项羽10个月，距离韩信领衔诸侯王拥戴刘邦称皇帝8个月。而韩信能够领衔全体诸侯王拥戴刘邦称皇帝，因为名列诸侯王第一，无论名义还是实际，都是无可比拟的第一。如果将诸侯王和诸列侯、全体功臣搁在一起论，他才是西汉第一功臣。后世长期将萧何当作第一功臣，那是明明白白被刘邦忽悠了。无论以当时名义地位还是实际地位排队，刘邦下来就是韩信。这是事实。
这个时间、这个人物和事情的性质连在一起，好似开国大典刚刚结束，下边就举报第二把手造反，紧张得令人喘不过气、拐不过弯，和刚刚经过十多年苦战而艰难胜出的欢欣鼓舞反差太大，和大家身心疲惫、“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”（《史记·吕太后本纪》）的心理状态更不相吻合。
但举报变事的原文却从始至终未见记载，相关史籍都就是下边这样一句大同小异的话：
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：“人有上变事告楚王信谋反。”
《汉书·高帝纪》：“人告楚王信谋反。”
《史记·陈丞相世家》：“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。”
《汉书·陈平传》：“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。”
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：“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。”
《汉书·韩信传》：“有变告信欲反。”
这份变事的原件似只有刘邦曾经见到。其他人，事前事后、都未曾见过，所有人都只是听刘邦转述。而举报者又不知姓甚名谁，来去全无踪影。这在事实上，就是刘邦说什么就是什么了。刘邦贵为天子，涉嫌无中生有、弄虚作假。尽管已经过去两千余年，也还是值得讨论。
所谓“变事”，不是一般的上书、告状信。
“变事”一词，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竹书纪年》、《逸周书》中均未见到。唯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《战国策》中出现一处，文曰：“犹不知变事以攻宋也”。综合分析，这一概念可能是战国后期开始出现。
《史记》中出现“变事”、“变告”10处。9处指专门报告制度。其中淮南王英布谋反前，怀疑手下中大夫贲赫和王宫姬妾私通，“赫恐，称病。王愈怒，欲捕赫。赫言变事，乘传诣长安。布使人追，不及。赫至，上变”（《史记·黥布列传》）。朝廷似乎有专门规定，声称上言变事者即可乘驿站传车前往长安。
《汉书》中出现“变事”、“变告”14处。13处指专门报告制度。其中刘向在汉元帝时和宦官、外戚斗争中“使其外亲上变事”，遂被指斥为“叫令人言变事，诬罔不道”（《汉书·刘向传》），被免为庶人。这是在政治斗争中利用变事制度。
《张家山汉简》中最少出现“变事”2处：
郡守两千石官、县道官言边变事急者，及吏迁徙、新为官属尉、佐以上毋乘马者，皆得为驾传……丞相、御史及诸两千石官使人，若遣吏、新为官及属尉、佐以上征若迁徙者，及军吏、县道有尤急言变事，皆得为传食。（《张家山汉简·二年律令》）
这是关于上言变事者免费乘车、免费食宿的规定。
《居延汉简》中最少出现“变事”4处，其中内容相近的是：
肩水候官令史觻得敬老里公乘粪土臣憙昧死再拜上言变事书。（转引自：（英）鲁惟一著，于振波、车今花译：《西汉行政记录》下册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331页。）
肩水，居延（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一带）边境线上一处汉军边防哨所。候官令史，相当于哨所首长的文书。觻得敬老里，此人籍贯。公乘，此人爵位。粪土臣，小吏自谦。憙，此人名字。昧死再拜，行文起始习惯自谦语。上言变事书，上书性质。这片竹简可能是变事送出后、按照规定留下的发文登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