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才大抵都有些怪癖。
而当天才的各个方面怪得很平均的时候,反倒不能说这人有怪癖了。
我们一般称这种人为神经质。
“孔教授又缺席了。”
研究院新来的小助理在出席表打了个叉，副院长捏了捏眉心，看了看眼台下的同志：“不管他,开会吧。”
会议室里头放一张破旧的长桌子,年轻的研究员们搬着条凳坐在桌子前。会议室前头竖着几个铁桶，铁桶上头铺一块木板，这就是一个简陋的讲台。
副院长就坐在讲台上,看着下头的十来个年轻人。
“在坐的都是好同志。”副院长双手交叉着一握拄在桌子上，话筒滋滋啦啦的杂音听得人发烦：“咱们条件比较艰苦。解放三十多年，平均每年产值增长百分之七，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了不起的数字。”
下头坐着的都是新进的一批年轻骨干,在这个外头新浪潮冲击的年代仍选择做考古研究,实在是需要莫大的热情来支撑。
副院长看了看十来个年轻同志，又说：“可经济发展了，为什么我们的人民富不起来呢？归根结底是不懂得保护。钱攥在手里不保护就会流出去、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不保护也会流出去。”
“现在西方的文化流进来了,环境跟之前大不一样了！八角钱一两的茶叶,还赶不上以前六角一两的！什么都是大不如前了……”
副院长是位守旧的老同志，他希望这批年轻人能守得住老物件，守得住老思想。
可国家才发展了三十年，政府忙着让人民群众吃饱肚子,哪里顾及得到他们这些搞坟墓文化的？——这个词儿是院长自嘲用的,他曾经说：“国家在往前走，咱们却搞坟墓文化,人民还多是饿肚子的,哪里管得上封建阶级的墓穴！”
下头的年轻同志有认同的，有不认同的，有位同志举手发言说：“我们是来搞研究的,不是来听大道理的。我就是听说孔让教授在研究院，才申请进来的——孔教授在哪里？”
剩下的几位同志也点点头，副院长心里不免有点气，可这个时候考古人才正稀缺，研究院需要注入新鲜血液。
肯自愿留下来的年轻人自然要想方设法挽留，可——
有些人不好管，就是因为懂得太多。
比如那个孔让。
一想到孔让，副院长牙根就发酸，他张张嘴正想再说，会议室——其实就是旧教师宿舍改成的简陋教室——会议室的窄门砰地被推开，一个大学生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副院，出事儿了，孔教授没等上头批示，一个人往山西去了！”
副院长心里一咯噔，完了。
山西那边报上来一个墓，说大约是春秋时期的，里头差不多都让盗墓贼掏空了，他们这边才收着消息。可还没等到上头批示，谁敢轻易去动？！
本来以为瞒得挺严实，谁想到这混小子不知从哪里知道的消息，一个人又疯子似的往山西跑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