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给黄宗伟写了很多封信，他一次都没有回复我。
黄宗伟在东翰林村已经没什么亲人，但老家的房子还留着。前段时间，他回去找人翻修家里的祠堂，又随便收拾了一下院子，几间小屋子终于干净一点，勉强能住人。除了门槛有点旧，他不愿意换，说每一次走过，都是大踏步迎接新的好运。
我出门的时候，黄宗伟刚从金山寺祭祖回来，手里拎一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撕得乱七八糟的用来装订香火的包装纸。他的另一只手臂抱住自己的儿子，陪他的女人叫阿兰，是他的老婆，我们当时没见过几次，后来见得比较多——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小孩，推着一只婴儿车。
他见到我没什么感觉，也没有打招呼的意思，反而是他老婆阿兰问他：你同学吗？他才如梦初醒，喉咙里哦了两声，眯眼笑着向我伸出手：好久不见。比起我上一次见他，他又发福了，整个人珠圆玉润，只有皮肤还和小时候一样白。他现在经常胳膊下夹着皮包，在村里来回跑，活脱脱一副大老板的样子，身形、模样都和小时候相行见远。
还有他的三个儿子。黄宗伟和他老婆对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，但是我总分不清。他请我来家里喝过一次茶，他的儿子们在里屋睡觉。我们拉了几句家常，他带我去房间里看他儿子。黯淡的灯光映照在他慈祥的脸上，他垂下眼用手指给我看，轻声介绍哪个孩子叫什么名字，姓名由来有什么缘故。
从军，从政，从商。黄宗伟跟我讲。刚好三胞胎。他的神情柔和，不知道是灯光的效果，还是他的体态对他的影响，他身上没有小时候那股冷淡的感觉，整个人变得很亲切。我不想听他讲他的孩子，我认不清，也不感兴趣，我想听他讲讲他自己，我和他没有联系上的那一段时间，他做了什么事，见了什么人，说了什么话。但是他说：我们出去吧。
他拉上房门，最后隔着门缝看了一眼他的儿子们。我问他：你现在在哪里？他不告诉我他的地址，他在广宁市开了一间化工厂，但从未跟我说他住在哪里。我问了好几次，他搪塞我，最后没办法，说自己也不知道。
居无定所。他说。现在的地方住一段时间，很快就会搬走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他明白我不信，可只要他给我一个借口，不管我信不信，我都不会再问了。他又说：不要来找我了。
我没找他，我只是给他写信。一九九八年，已经过了三月五日，他三十三岁，我三十三岁。他在广宁市当老板，我在广州市当化学老师。我接连不断地给他写信，用过的信纸摞在一起有两指高。我给他写信就像写日记，信里的内容毫无营养，记一下最近的感受，又记一下最近吃的东西。我不写开头的问候，不写署名，只写内容和日期，所有的信都寄到黄宗伟在东翰林村的住址，没有人收，我就让中叔代收，放在他家曾经用来装糖的铁皮盒子里。
中叔问我什么时候给他，我说随便，扔了也可以。中叔没有扔，糖盒子被他藏在床底下的抽屉里，和那些针线包存折放在一起。后来越写越多，信放不下了，他又取出一块新盒子，跟原来的盒子排在一起，压住他的存折账单，还有家里重要的证件。
那些信照例没有人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