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四川古称天府，山川雄伟，民物丰殷，而重庆绾毂西南，控扼江汉，尤为国家重镇。政府于抗战之始，首定大计，移驻办公。风雨绸缪，瞬经三载。川省人民，同仇敌忾，竭诚纾难，矢志不渝，树抗战之基局，赞建国之大业。今行都形势，益臻巩固。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，此后自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。恢闳建置，民意佥同。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，着由行政院督饬主管机关，参酌西京之体制，妥筹久远之规模，借慰舆情，而彰懋典。此令。”
1940年9月6日，在重庆高高低低、蜿蜒盘旋的梯坎两侧的吊脚楼、大厦、工厂、学校上空，位于重庆下土湾路6号的中央国际广播电台，全文播发《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令》的声音萦绕不绝。
中央国际广播电台，1928年8月创办于南京，1939年3月复播，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在远东唯一可利用的短波电台。它曾将中国军民顽强不屈、英勇抗战的坚强意志和顽强精神传递到了世界各地，也首次向全世界广播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，极大鼓舞了世界人民。因其总能躲过日军的轰炸，不断地向外界传播讯息，故而被日寇恼怒地称为“重庆之蛙”。
每一天，志弟都会发现这座城市已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舞台，不断上演着新的剧目。
随着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，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有245家工厂及大批商业，金融，文教，科研机构迁渝，加上战时需要兴建的大批工商企业及科教文卫单位，使重庆由一个地区性中等城市一跃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，军事，文化中心。
街道上穿梭不息的人流中，穿军装、穿西装、穿学生制服、穿长褂的，讲着天南地北的各种方言，北方音、南方音、巴蜀音交织，白人、黑人、棕色人与黄种人混杂犹如万国会，越来越多的来自沦陷区的单位、学校、医院、工厂牌匾如雨后春笋般，在大街小巷里一夜之间次第冒出，整个城市随着全国各地逃难避险人流的加入，仿佛每一天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城区人口激增，为保证城区居民的吃水、用水，每一天清晨和傍晚，在两江各码头上，从事挑水的力夫多达万人。
山城重庆成千上万条的梯坎路，在晨昏时刻，总是湿漉漉的，在空中看的话，这些担水的力夫，好似用扁担水桶为画笔、用江水当颜料，以梯坎路为线条，在山城画布上，肆意描绘一幅巨大的市井风俗画。
到了夜晚，打铜街算是最辉煌的时刻。
打铜街作为CQ市第一条安装上路灯的街道，成为山城真正意义上的“现代第一街”。街道两旁的铜器店不下百家，昼夜可闻打铜声。
打铜街街道两侧竖杆子、牵线，将路灯悬吊马路中央，每每微风一吹路灯前摇后摆。到了冬季，很多无家可归的人，晚上都聚到打铜街过夜，因为打铜铺灶膛的火永不熄灭。
乱世求生，犹如草木一秋。
在达官贵人看来，生活总是需要调剂，哪怕是山河破碎，“得即高歌失即休，多愁多恨亦悠悠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愁。
位于打铜街的圆圆舞厅是陪都夜生活的标志之一，舞厅门里闪烁着绿色的霓虹灯。随着达官贵人的需求和大量美军来到山城，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舞厅的兴起，重庆主城区尤以圆圆舞厅以及民族路皇后舞厅为代表。
但是遇到日军空袭的夜晚，由渝中区长江水域左岸最大的沙洲，由河道淤积形成的自然沙砾洲辟为的水陆两用机场，作为珊瑚坝国民革命军空军机场，中国空军由此起飞迎战日本轰炸机，展开保卫CQ市区的战斗，进行英勇顽强的反空袭斗争。
重庆四周环山，两江环绕，地势特殊，日本陆军和海军始终无法攻入，遂改“航空进攻作战”，近6年的“无差别轰炸”，使得山城几乎化为废墟，死伤惨案不计其数，经济损失惨重。是全国遭受日机野蛮轰炸次数最多、规模最大、持续时间最长、损失也最为惨重的城市。
因为空袭警报，全城电灯熄灭，各处使用植物油做燃料的灯笼、火把、纤藤竿、松节棒，使用煤油做燃料的马灯、汽灯，在山城各处，闪闪烁烁的亮起。
这其中很别致的是洪崖洞的灯光，因为下临镇江寺和纸盐河街，都是码头，且相当热闹，为此洪崖洞两侧的悬崖下就建起一排排吊脚楼。
在这样的夜晚，岸上层层迭迭、错落有致的灯光与江面上似摇似晃的灯光交相辉映，犹如水天一色，银河倾泄，尤为壮观，似乎在给这苦难的城市增添了一抹坚强而又不失浪漫的气氛。
在这微光之中，在战火纷飞之中，在维系国脉、担“存亡继绝”之使命的悲壮之中，在扑灭因轰炸引发的大火、收拾被炸死炸伤的亲人之后，人们依旧乐观、坚强的继续生活，希冀抗日战争的胜利。
而在CQ市长江南岸的南山之中又是另一番景象，这里成为神秘的“禁足之地”。
继1937年11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军舰溯江西上，驻南京的党政机关亦陆续出发，从而揭开了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序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