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来法国巴黎是为了展示剖宫产，昨天纯属意外。在那种情况下，我相信也确实征得了相当多同僚老师们相似的意见，大家都会选择yd分娩。我实在不知道，这么做何错之有？”
“毁胎如何解释？”
“分娩过半心跳全无，没有胎动，宣布死胎而已。”卡维话只说了一半，只讲判断不说操作，“这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“所以你选择了毁胎？”
“我的剖宫产展示才刚开始，我也很希望和诸位搞好关系。但无意义的猜测是可耻的，对我造成的影响可能还在其次，真正受损的是你们的信誉和我对巴黎的好感。”
“卡维医生，请回答一下到底有没有毁胎？”
“这不是你们该探讨的问题，请把疑问交给医师协会，他们会做出公正的判断。”
“不承认”，“不解答”，“不做正面回应”的三不原则，加上东拉西扯的说话风格，卡维没给任何机会，也让那些记者们实在无从下口。
但事儿闹到这个程度，卡维的休息算是泡汤了。
待记者散去后，他随手叫了辆马车，首先要去的就是在医院做事的胡吉尔。如果说分娩过程中为了不出幺蛾子，卡维选择隐瞒毁胎还算情有可原的话，那等分娩结束依然主张一瞒到底的胡吉尔就有些太过谨慎了。
有时候谨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，看似设计好的环节很轻易就被人打破了。
归根结底，卡维对整件事的走向并不关心。他关心的是，主宫医院的产科还有没有能力支持自己接下去的手术，甚至于整个巴黎还有没有自己实施传播剖宫产手术的空间。
如果没有，那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维也纳，本来巴黎之行就是半个政z任务。
再次见到胡吉尔，皱巴巴的脸皮就像被人涂满了灰不溜秋的颜色，恐惧已经在他的心里站稳了脚跟。而昨天那两位产科医生纷纷请假，根本见不到人影。
“看来胡吉尔教授的威吓并没有起到该有的作用。”卡维坐在办公室，翻弄着书橱柜，“我就说不能这么偷偷摸摸，那些野狗闻着味儿就过来了，现在搞得像是我们在做坏事一样。”
胡吉尔和卡维不同，那么多年以来唯一约束过他的就是《法国医师协会条例》。
理论上，只要医生自己不犯蠢，或者操作实在太过逆天，基本不会出问题。就算有些小瑕疵，最后也可以靠钱来摆平。但今天这个情况，这样的压力，胡吉尔从没遇到过。
“我哪儿知道那两个家伙真就把事情透露出去了.”
“大方承认多好。”
胡吉尔被这么一说心里更急了：“事情如此该怎么办？”
“和媒体斗就得争取主动。”卡维罗列了几条可以的办法，“别等对方开口提要求，我们自己就得自证清白。可以让医师协会内部先按照死胎分娩的规范化进行调查，等外部来真正质疑的时候，我们也有话讲嘛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